揭秘大明王朝“权末代”的可悲结局
发布时间:2021-04-26 03 来源: 互联网

 

明孝宗朱祐樘

在“制度”决定之下,皇族们展开了激烈的生殖竞赛。到明朝末年,朱元璋的子孙已繁衍至100万人之多。作为大明王朝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,皇族确实是“最幸福”的群体。但李自成兵锋所至,朱姓王爷几乎没有人能活下来。明皇族两百多年的狂欢宴席,原来不是免费的……

明皇族的人口爆炸

大明弘治五年底,山西巡抚杨澄筹向皇帝汇报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:居住在山西的庆成王朱钟镒又一次刷新了朱元璋家族的生育纪录,截至这年8月,他已生育子女共94名。

朱祐樘览奏只能苦笑着摇摇头。他有点好奇,这些王爷能记清自己的儿女吗?

这确实也是明代中叶以来许多王府遇到的难题。庆成王的儿子们也大多继承了父亲出众的生殖能力,比如他的长子的儿女总量后来也达到了70人。庆成王在儿女数创纪录的同时,孙子辈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63人,曾孙辈更多达510人。就是说他的直系后代这一年已达767人,再加上众多的妻妾女眷,整个庆成王府中,“正牌主子”就1000多人。庆成王肯定无法认全记清所有家庭成员。除非给儿孙妻妾们编号统计,否则很难想象他如何管理这个庞大的王府。

正如朱祐樘所料,朱钟镒生殖冠军的称号不久之后就被他的一位后代,也就是另一位庆成王所夺取。这位庆成王光儿子就多达一百余人,以致出现了这样的尴尬场面:每次节庆家庭聚餐,同胞兄弟们见面,都要先由人介绍一番,否则彼此都不认识。正所谓“每会,紫玉盈坐,至不能相识”。到了正德初年,庆成王府终于弄不清自己家的人口了,焦虑地向皇帝上奏:“本府宗支数多,各将军所生子女或冒报岁数,无凭查考,乞令各将军府查报。”

庆成王一府的人口增长,仅仅是明代皇族人口爆炸的一个缩影。朱元璋建国之初,分封子孙于各地,“初封亲郡王、将军才四十九位”。这些王爷好比种子,一二百年过去后,在各地繁衍出的数量十分惊人:山西一省,洪武年间只有一位晋王,到了嘉靖年间,有封爵的皇室后代已增长到1851位。洪武年间河南本来也只有一位周王,到了万历年间,已有了5000多个皇族后代……据明末徐光启的粗略推算,明宗室人数每30年左右即增加一倍。而当代人口史学者推算的结果是,明代皇族人口增长率是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的10倍。查明代皇家档案也就是玉牒上正式收录的人数,洪武年间是58人,到永乐年间增至127人,到嘉靖三十二年增至19611人,而万历三十二年又增至8万多人。(陈梧桐《洪武皇帝大传》)这还仅仅是玉牒上列名的高级皇族数目,不包括数量更多的底层皇族。据安介生等人口史专家推算,到明朝末年,朱元璋的子孙已繁衍至近百万人之多。与此相对照,虽然“爱新觉罗”氏不是从努尔哈赤算起,而是从其父塔克世算起(源头数量比明王朝多了数倍),而且明清两朝的存活时间大致相当,但清朝末年爱新觉罗氏的成员数量是29000人。

事实上,朱元璋子孙数量的急剧膨胀不但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,也是世界人口史上的一道风景。各地长官惊慌地发现,本省的财政收入,已经不够供养居于此省的皇族。

朱元璋种下的恶果

人口如此急遽膨胀,是由于背后强大的制度驱动。

朱元璋在历史上留下的形象至为冷酷。他对百姓、对大臣、对故交、对妻妾,都冷血无情。唯有在自己的子孙面前,他却满面慈祥,温柔体贴得无以复加。为了确保子孙们生活幸福,他绞尽了脑汁。

开国不久,还没来得及大封功臣,他便急不可待地把所有儿子都封为亲王,虽然他最小的儿子那一年刚刚一岁。他规定皇族子孙不受普通法律约束,不归当地官府管制。诸王的府第、服饰和军骑,下天子一等,公侯大臣见了都要“伏而拜谒”。

朱元璋给大明王朝的官员们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低的工资标准,给自己儿孙们制定的俸禄标准却唯恐不厚:皇子封为亲王后年俸万石,是最高官员的近七倍,还不包括大量的土地等其他各种赏赐。为了让后代们充分享受幸福,他规定皇族不必从事任何职业。每一个皇族后代,所有消费需要都由国家承担:10岁起开始领工资享受俸禄,结婚时国家发放房屋、冠服、婚礼费用。死时还有一笔厚厚的丧葬费。这种无微不至的“爱护”,在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,以至于明人不禁感慨,“我朝亲亲之恩,可谓无所不用,其厚远过前代矣”。

朱元璋的皇族政策,只有一个漏洞,那就是他幻想着可以通过藩王掌握军队来捍卫朱家天下的安全,结果自永乐年间起,亲王引兵作乱不断。此状况导致明朝历代皇帝不断致力弥补这个漏洞。皇帝们一方面保证皇族生活的穷奢极欲,另一方面则极力强化对皇族特别是藩王的控制。到明代中后期,这种控制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:为了怕王爷们联合地方势力作乱,后代皇帝规定,亲王们终生只能生活在王府里,若想出城遛遛弯,得专门派人千里迢迢向皇帝本人递出申请。如果没有皇帝的亲自许可,亲王连出城扫墓都不行。为了防止亲王们有串通的机会,后代皇帝又规定,亲王们终生不得相互见面,这就是著名的“二王不相见”。

在这种情况下,各地王爷们被剥夺了几乎所有的自由,成了高级囚徒。由于不能从事任何社会职业,他们增加收入只有一个渠道,那就是多生孩子。因为多生一个孩子,国家就按等级多发放一份俸禄。所谓“宗室年生十岁,即受封支禄。如生一镇国将军,即得禄千石。生十将军,即得禄万石矣……利禄之厚如此,于是莫不广收妾媵,以图则百斯男。”

“利之所在,人争趋之,如水之就下,不可止也”。在“制度”决定之下,明代中后期开始,皇族们展开了激烈的生殖竞赛。各地王爷们在床上拼命播撒种子,为了多生孩子招纳妻妾,强抢民女。他们把妻妾们的生理期编列成表,按期临幸,以求提高效率。在紧锣密鼓的床笫战争中,生育纪录一次次被刷新……

地方最赚钱的行业,都被皇族垄断

多子多福,本来是中国人的不二信条。挥霍和生殖,又是朱元璋给自己子孙规定的光荣任务。所以,朱氏皇族生得理直气壮,生得光荣坦荡,生得痛快淋漓。然而,对大明王朝的其他成员来说,皇室生育纪录的一次次刷新,可不只意味着为茶余饭后的八卦闲聊增添材料——它更意味着每个老百姓负担的一次次加重。

王爷的增加,必然导致王府的增加和圈地的扩大。天下最好的土地越来越集中到皇族手中。明代中叶之后,全国人均土地不断下降,而同时,皇族占有土地却迅速扩大。许多王府拥有的土地动辄万顷:景王、潞王在湖广等地庄田多达4万顷,福王庄田2万顷,桂王、惠王、瑞王的庄田各3万顷。吉王在长沙,有地七八十万亩,长沙、善化两县田地的40%也归吉王所有。河南全省土地,居然有一半归各王府所有。皇族们的俸禄直接来自各地的财政收入,皇族人口的几何式增长,意味着财政支出几十倍、上百倍的增加。山西晋王府,明初只需年俸1万石,到了嘉靖年间,增长到87万石。河南周王府,由1万石增长到69万石。湖广楚王府,由1万石增长到25万石……国家财富分配中,权贵们的比重迅速扩大,而底层百姓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。这片江山上的亿万人民存活的真正意义,历来就是给一家一姓提供膏血。这本是中国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,大明王朝的臣民对此也充分理解。然而,朱氏一家的生育率之离谱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局面:从明代中期开始,各地的长官惊慌地发现,他们本地的财政收入,已经不够供养居住在本地的皇族。比如山西地方财政收入为152万石,而山西王爷们每年消耗的俸禄为312万石。河南年财政收入为84万石,而需要供给王爷的是192万石。嘉靖年间的大臣们纷纷焦虑地指出,不久之后,以中国之地大物博,竟然可能举全国之力,也无法养活这一家一姓的荒唐场景:“王府将军、中尉动以万计,假令复数十年,虽损内府之积贮,竭天下之全税,而奚足以赡乎?”“将来圣子神孙相传万世,以有限之土地,增无算之禄粮,作何处以善其后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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